从2016年至2021年，红船编辑部已在红色文化领域走过五年即将跨入第六个年头。五年中，红船编辑部采访近300位革命后代，听他们讲述父辈的峥嵘岁月及父母那一辈用血肉刻画的历史里那些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儿。恰五年之际，红船编辑部开专访回顾，将系统推出“红船专访”里的旧作，虽为旧作，却是历史。
12岁参加红军，18岁入党，曾参加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等。他九死一生，伤痕累累，功勋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勋章。晚年的他生活俭朴，却把工资交党费、捐建希望小学，听到有领导干部配三、四辆专车，买三、四套房，他更会气得拍桌子。2003年4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他，就是著名的开国少将徐光友将军。在建军90周年之际，徐将军的女儿徐小平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我觉得现在的大力反腐，非常符合老一辈人的心愿，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看到这些肯定会非常欣慰。”
徐小平：我父亲从小在困苦中长大。当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革命。一九二九年加入红25军团在大别山打游击，那时候我父亲才12岁，在给地主家当小长工放牛，过得很苦。有个红军问他，你愿意参军吗？我父亲听到说有饭吃，就跟着参军了。他过去放牛经常唱点山歌，歌唱得很好，所以参加革命后，到了部队里面，顺理成章就成了一名小号手。打仗冲锋的时候，小号吹得响、吹得好，才能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对敌人也更有震慑力。
红船编辑部：徐将军参加过很多重大的战役，父亲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他的战斗故事？
徐小平：他是个非常勇敢的士兵。在每个战役上都是冲在前面，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也正因此，每次战役他多多少少都会受点伤，他身上很多地方都留有大大小小的伤疤。
有件事我记忆很深，在一次战役中，我父亲的天灵盖都被打翻了。当时天气很热，死了很多人，士兵在尸体堆里找到了我父亲，他脑袋上甚至已经爬满蛆，但是他的心脏还在跳动。战友们马上把他抬到了野战医院。那时候条件很差，没有消毒水、消炎药，老乡们送来点盐巴，就把盐巴泡成水，用盐巴水给伤口消毒。之后，我父亲整整昏迷了三个月，竟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也因为这次负伤，他脑袋上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疤。
徐小平：这次是在淮海战役中负伤的，除了这个大的伤疤，他头上还有很多小弹片崩的伤疤。他腿上也有伤，有个弹片打到他的脚踝骨里面了。后来在医院拍片子时都能照着他那个弹片，时间久了，弹片就跟骨头长在一块了。这腿等于是一等残废了。受伤还导致他的双腿一个长一个短，新中国成立后，还特意找做鞋的师傅特制了一双皮鞋，穿上这双鞋后他再站起来两条腿就一样长了。不过，他只有在出席什么正规的场合时才穿，平常都不舍得穿。
长征的时候他在红25军，到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已经是团长了。我父亲跟我讲过，打仗的时候，战士在后头没关系，但是我是指挥官，就必须冲在最前面。他说，你越怕死那你就越会死，你冲在前面反而死神都会怕你。
徐小平：我大哥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他小的时候就是被马夫挑着，一路跟着部队走。我大姐是共和国成立那年出生的，父亲授衔的时候我大姐赶上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哥哥是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当时因为父母要打仗，只能把他寄养在老乡家，后来被汉奸出卖后，被杀害了。
红船编辑部：您母亲是怎么跟徐将军认识的？战争年代，您父母经常在一起工作吗？
徐小平：我母亲读大学时参加的革命，参军名为黎坚，任新四军女科长，新中国解放后担任南京军政学院教导员。
父母是组织介绍才认识的，虽然性格和文化程度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他们之间感情很好。我母亲是个女强人，她在很多方面帮助我父亲很多。但在两人观点不同的时候，我母亲又会很谦让父亲。
红船编辑部：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革命英雄身上，更多看到的是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这方面您父亲对子女是怎么教育的？
徐小平：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小的时候，他有专车，但是母亲和咱们不可以用他的车。没有特殊情况，家人都绝对不许用他的汽车，包括他自己都不用，每天他都是自己走路上班。万一我们有什么急事，譬如生病去医院要用下车，他就会让司机记下开了多少公里，然后按照公里数上交车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工作很忙，父母分居两地，赶上父亲要下部队，他把我从幼儿园接回来就带我一起去。我记忆很深，乘车的时候，他就让我坐到吉普车后面放行李的那个地方。父亲说，这就是你的位置，车前面得坐别的人，小孩就得在后头。
下部队时，他还让我跟着战士们摸爬滚打，像什么匍匐前进、打枪射击的。他觉得，我是军人，我的孩子们就都得会这些。
他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曾跟我们说过，下部队的时候，人家说搞几个菜招待首长，但是我父亲只要规定的三菜一汤，然后和警卫员、司机一块分了吃，还嘱咐他们别人请你们也不许去。
徐小平：我们全都是兵，海军、陆军、空军，每个军种都有，也都不在一个部队。有一年，赶上我们几个从部队放假都回家了，很不容易，特意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里面全都是军人，很壮观，只不过我妈那次没有穿军装。
我10岁就参军成为一名文艺兵，是招兵的时候招去的，经常要下部队演出。就是觉得父亲当过兵，我们也得到兵营去。那时候当兵条件很艰苦，每个月只有两块钱工资，但是我们觉得能跟自己的父母一样穿上军装，就可高兴了。
我父母也愿意我们去当兵。父亲当了一辈子兵，他觉得我们要继承他，把这个传统发扬下去。
徐小平：在部队里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徐光友的女儿，我自己也从来不说。因为父亲在这方面管得特别严，他不允许我们打着他的旗号说话办事。所以我们几个人有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观点，就是遇事不提他可能还会好点，提了他可能真的会遭殃。不仅我们很少提他，他自己也很低调。有一次中央电视台采访他，让他讲讲战争故事，他都不去讲，只是说“没什么可讲的，还说我参加革命我就是党的人，这都是我该做的”。
有一年，当时父亲是军政治委员，我们下部队演出，整好赶上父亲下部队检查工作。他看了演出，还上台跟我们这些小文艺兵握手，上来握手一个一个握，到我这也握握手。他就是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士兵，没把我当女儿，就是很严格；当时我觉得他就是首长，向他敬礼问好。
我记得，他当时走到我跟前很严肃地说了一句，“好好工作，听领导的线岁了，特别希望父亲下部队，会给我带点好吃的什么，但是他觉得自身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所以我只收到这句严肃的嘱咐。
我父亲虽然严厉，但对子女和下属同样很民主。如果觉得他做的不对，给他提出意见，他也会改正。他说，这是我们党的作风，过去战争年代是这样，现在和平年代也要这样，只有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才能进步。
徐小平：其实，也有很多老爱把父母的名分挂在嘴边，很有优越感。但是我父亲不希望、不允许我们打着他的旗号说话、办事。当年，我入党、提干，也没有一点人帮我说话，因为他们怕我父亲发脾气，所以他们都不敢。
那时候，我们下部队演出很辛苦，往返乘坐的是那种敞篷大卡车，灌着大风。晚上演出结束后经常很晚了，十一二点，但是条件很艰苦，没有水洗脸上画的油彩妆，就不卸妆直接睡着了，第二天接着演。有一次野营拉练，从吕梁山出发，到太行山回来。天气很冷，但没热水，洗洗涮涮都在河里冷水里，所以小小年纪把手冻坏了，得了风湿。
后来我想考学才由部队到地方，但是我父亲觉我们该当一辈子兵。他始终教育我们，要为部队服务，不能搞特权。反正他每次教育子女都是这样，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很努力的，在学习工作中从没有想让父母帮忙的想法。
徐小平：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从始至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部队发的军衬衫已经补丁摞补丁了，他都还穿着。我们小的时候，他会教我们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譬如洗脸水可以冲厕所。
有一次，他自己穿的背心破烂得跟渔网似的，我们买个新的好说歹说给他扒下来了，换上新的。等我们前脚刚走，后脚他就让警卫员把旧背心从垃圾桶捡回来洗干净，然后接着穿。新衣服就脱下来放在柜子里头。
1983年，父亲自己主动要求把岗位和机会留给年轻人，办理了离退休。退休以后，军队的一些学校经常请他去讲课，他就去给同学们讲讲战斗历史，讲讲革命传统。
我母亲在世时都是她照顾父亲生活，后来母亲不在了，他自己衣食起居就更简朴了。晚年的时候，他经常一顿饭就是白米饭拌点辣椒面就这么吃了。有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会从食堂给他打点菜回来，他都不舍得吃，觉得是浪费。后来他住院的时候医生就说他是严重缺营养。
红船编辑部：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倡廉力度持续增强，对此您怎么看？父亲在世时对反腐倡廉这件事怎么看？
徐小平：我觉得现在的大力反腐，非常符合老一辈人的心愿，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看到这些也会很欣慰。父亲的一贯思想就是，的干部，就要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权。
他们的信仰就是马列主义思想，现在很多年轻人想象不到的，可能也没办法理解，甚至觉得我父亲这一辈人怎么那么傻呀。可是父亲不感觉自己傻，他感觉自己活得很有价值，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吃过草根，因为没有可以吃的，把皮带都煮来吃。
父亲晚年的时候，看到一些新上任的领导干部配三、四辆专车，买三、四套房，他就会拍桌子，看不惯。他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一辈人打江山不容易，所以江山怎么守，有些东西能不能继承下去，他担忧特别多。我想，如果能看到如今中央全力反腐倡廉，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小时候大家都唱“我们是接班人”，接的是什么班？我觉得，肯定是要接革命的班，要把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很多年轻人觉得过去的事已经就过去了，不要再搬回来。但是我们不这么想，抛弃过去就等于把革命的老本都忘记了。
徐小平：他去世前留下一份遗嘱：把我埋在高山上松树下，不要开追悼会，浪费的东西都取消。我们兄妹就想，北京哪有这样的地方，肯定他是想回老家，当年他参加革命，就是从大别山出来的。
我们就商量着给申请，父亲病故后不安葬在八宝山，而安葬到安徽老家。军委就批了。他是安徽六安人，我们回到安徽金寨县给他修了墓地，现在那里变成了老红军烈士陵园，里面安葬着很多安徽籍的老红军。
徐小平：那时候，我父亲在南昌步兵学校，也就四十几岁。所以在给授衔的这些少将中，他是年龄最小的。对他们来说，授衔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父母去世前，都留言说不要做什么衣服，把那个“将校呢”改一改穿着就行。作为一名老军人，他们都是穿着军装离世的。
我母亲曾在南京军事院校当教导员，相当于军一级干部，曾给一些大将、中将、少将当教官。每一个开国元勋都从那学习完，再授衔的。我父亲也曾在那里学习。
徐小平：如果说留了，那就是他们的革命化思想。他告诉我们，你们都有工作，所以他的钱都交了党费，或者捐给贫困县。他不但用自己的钱赞助，还要求我们几个都要帮助家乡，为家乡建设出力。
他这样做完全是情系家乡贫困人民，尽他一位老军人的责任和义务。他不记名，不求回报，想默默为家乡人民尽一份心意，让贫困山区孩子们能够上学，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成为新一代接班人。